新加坡人向來給人規規矩矩、奉公守法的印象,我們也自嘲有四怕——怕輸、怕死、怕犯法、怕坐監!無論家庭、學校或社會,自小教育我們做人做事要正當,最忌被人說是騙子。多年來,我做代理也好,做發展商也好,都是本着這個原則去做,但我上個月去北京出席地產活動,實在聽到太多匪夷所思的賣樓手法,令我不禁懷疑自己的新加坡DNA是否只是一個笑話!
可能受到太多地產騙案影響,國內客人對於投資海外樓的警戒心很強,不過他們知道我是新加坡人後,態度即時逆轉,當我主持的講座結束後,很多參加者湧到台前發問,有人大讚解說仔細,有人問關於投資民宿的詳情,也有人對我的背景大感興趣,問我為甚麼去日本做地產、通常在哪裏居住等等。最好笑的是,有人一聽到我是新加坡人很開心,原來在他們心目中,香港人有點狡猾,而新加坡人比較踏實和正直。
新加坡人對誠信、法規看得很重,政府一直教育我們一旦犯法要付出很大代價,切勿賺一時之快,以身試法。在家中也一樣,爸爸從小教我們做任何事都要考慮後果,自問承受不到代價千萬不要做,假設我想做一件事,但可能會輸掉十元,如果我輸得起不妨去做,但原來我連十元也沒有,結果可能是坐監、打藤,以往辛苦讀書、工作的努力都會一鋪清袋。爸爸經常強調,愈成功的人愈不能行差踏錯,因為需要付出的代價會更大,所以他千叮萬矚我們不要跟流氓衝突,也不要跟喝醉的人打架,萬一拳來拳往之後大家都要坐監,對流氓來說,監獄可能是第二家園,根本沒甚麼可輸,但對我們來說,可能會身敗名裂,雙方付出的代價有極大差別。
面對國內賣日本樓的亂象,有人問我會否改變策略「順應時勢」,坦白說,賣多幾層樓固然好,但賣少幾層樓也不會死;相反,牽涉騙案的後果可以很嚴重。我剛出社會工作從事物業管理,當時有人出十多萬坡紙想賄賂我,以圖取得維修工程合約,我立刻向上司即我師傅匯報,當時師傅回了一句:「你跟他說要一百五十萬。」我覺得奇怪,整個項目也不過一百萬,師傅解釋:「一百五十萬並非工程賄款,而是用來買斷你的專業和前途,我幫你計過,百五萬應該夠你『着草』去其他地方,下半生過着普普通通的生活。」
師傅這番話我一直銘記於心,雖然只靠起樓未必做到十大富豪,但我是一個做實業的人,從沒想過賺快錢,隨便翻新一些毫無價值的舊樓去賣,而是希望將來在大阪看到更多FMI的建築,實實在在的興建、實實在在的落成、實實在在的營運,這種感覺比起炒股票更踏實、更心安理得。人人都想走容易的捷徑,但我不會鬼鬼祟祟闖入橫街窄巷,只會堂堂正正走高速公路,我可能走得比你慢,但肯定走得比你遠。
新加坡人做事循規蹈矩,有人認為會執輸,我卻以這種DNA而自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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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東周刊》